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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清朝七十年代的围园杀后是否真的存在过

发布时间:2021-01-05 14:57:41 阅读: 来源:聚氨酯复合板厂家

揭秘清朝七十年代的围园杀后是否真的存在过?

1898年9月21日,慈禧太后遽然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,发动“戊戌政变”,结束了为期103天的戊戌变法。慈禧在下令“训政”,收回光绪皇帝一切权力后,随即降旨,逮捕参与变法的维新党人。

在搜捕名单上,康有为、梁启超师徒风闻事变,立即在外国友人的帮助下,逃往海外避难。而其他人等或自甘授首、或躲避不及,未能逃脱追捕。徐致靖、刘光第、林旭、杨锐、杨深秀、谭嗣同、康广仁七人被捕下狱,被判斩立决。

徐致靖在当时官至礼部侍郎,是朝中的开明派人物。在变法之初,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黄遵宪、张元济这五名维新干将,就是由徐致靖向光绪上书保荐的。戊戌政变后,徐致靖因此受到牵连,但由于李鸿章出面为其求情,徐致靖最终保住了一条性命。

也正因如此,本应一同被杀的“戊戌七君子”,因徐致靖逃过了一劫,只留下了“戊戌六君子”的英雄传奇。

让我们回到正题。原本,清政府是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处决戊戌六君子的。根据《清实录·光绪朝实录》对此事的记载,在戊戌政变后,光绪下了一道谕旨:

“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,惑世诬民,……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,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。幸经觉察,立破奸谋。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,言保中国不保大清。其悖逆情形,实堪发指。……康有为学术乖僻。其平日著作。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。”

清政府给康有为等维新党派公布的几条罪状,一是“妖言惑众”、二是“乱党谋反”、三是“离经叛道”,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谋反这条大罪。当时有传闻说,康有为等人曾得到光绪授意,谋划率众包围颐和园,绑架甚至杀害慈禧太后,让光绪重掌大权。仅仅是意图绑架太后这条罪名,按照《大清律例》,就足以诛他们九族了。

不过奇怪的是,在处决戊戌六君子之后,无论朝野中外,都有许多人对清政府的这套说辞表示怀疑。

尤其是戊戌六君子已被斩首,死无对证,康有为、梁启超又拒不承认有谋反之事,导致后来清政府的宣传工作极其被动。尽管清廷极力澄清,但大家都倾向于相信这是慈禧强加给六君子的罪名。

用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词语来说,清政府在此事件中陷入了“塔西佗陷阱”中,公信力出了问题,无论说什么话,大家都不愿相信。

清政府在此事中失去公信力,基本上是咎由自取。首先,在办理此案的过程当中,清政府就没有走正规的司法程序。

在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一书中,记载了当时看守的狱卒所描述,六君子临刑前的一则小故事。

在处决当日,狱吏提六君子出监时,带他们从监狱的西角门走出。刘光第曾任刑部主事,知道从西角门出,意味着带犯人到市曹斩首,于是大骂道:“未提审、未定罪,即杀头耶?何昏聩乃尔!”

事实上,戊戌六君子处刑的确是“未审先斩”,没有经过正式的司法流程。对不审而斩的原因,在上面那道谕旨中,光绪解释说,

“旋有人奏稽延日久,恐有中变。朕熟思审处,该犯等情节较重,难逃法网,傥语多牵涉,恐致株连,是以未俟覆奏,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。此事为非常之变,附和奸党,均已明正典刑。康有为首创逆谋,恶贯满盈,谅亦难逃显戮。现在罪案已定,允宜宣示天下。”

这一则解释非常令人困惑。朝廷对搜捕维新党人,明明是出动了雷霆手段,从严从重、顶格处罚。但在这里,又说害怕株连过广,因此不等审结就先将犯人正法。这于情于理,都是不太说得过去的。

此外,前面这道谕旨,以光绪的名义来发表,也让人疑窦丛生。诚然,慈禧用光绪名义发表这道谕旨,是想对外营造两宫和睦的假象,防止给洋人插手宫中事务的借口。

然而,慈禧回宫训政,天下皆知;光绪被囚禁,也是公开的秘密。此处用光绪的口吻,来痛斥他自己之前一直重用的臣子,反而坐实了皇帝已被太后控制的事实。清政府企图在谎言的基础上,来澄清一个真相,是绝难得到大部分民众的认可的。

清政府之所以这样做,主要还是前面提到的,慈禧老太后出于担心洋人插手大清事务顾虑。担心拖延日久,洋人过问戊戌政变及囚禁皇帝之事,会使光绪倒向洋人一方,来与她分庭抗礼。是故慈禧决定尽快将这六人斩首,以免节外生枝。

但慈禧没想到的是,她这样直接将戊戌六君子公开处刑,也带来了许多副作用。由于程序不规范、澄清的公告逻辑不严谨,让国内外舆论指责大清皇权压倒法律。即便清政府对康有为等人谋反的指控并非无中生有,但人们都更愿意相信这只是清廷单方面的欲加之罪。

清政府对此事的处理不当,让康有为、梁启超师徒有机会撇清谋反举动,将自己塑造成受政治压迫的变法英雄,打着戊戌六君子为改革流血牺牲的旗号,在海外散播抨击清廷的言论,博得了许多舆论的同情,也给大清的国际形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。

清政府指控维新党人谋反,但康、梁却拒不承认。那么,究竟纠众包围颐和园,绑架甚至杀害慈禧太后的计划,是否真的存在呢?

从遗留下来的史料看,尽管康有为等人曾试图掩盖真相,但仍有一些蛛丝马迹残存了下来。综合各方面的证据,应当认为维新党在当时,是有过“围园杀后”的意图的。

证据一:康有为篡改光绪密诏

在维新变法后期,光绪自知变法过急,已经触怒慈禧太后,自己的皇帝之位也是朝不保夕。为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,光绪通过杨锐向宫外的维新党人发出了一封衣带诏。这份诏书,后来辗转于杨锐的儿子杨应昶、学生黄尚毅之手。1909年,他们将这份密诏交还给了清政府都察院。

“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,不愿将法尽变,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,……今朕问汝,可有何良策,俾旧法可以全变,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,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,令其议政,使中国转危为安,化弱为强,而又不致有拂圣意。尔其与林旭、刘光第、谭嗣同及诸同志等,妥速筹商,密缮封奏,由军机大臣代递。候朕熟思,再行办理。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。特谕。”

从这份诏书中可以看出,光绪的意图最多只是罢黜老谬昏庸之臣,推行变法,但前提是不能“有拂圣意”。可见,光绪当时的想法是比较保守的,其本人并未敢有劫持太后的念头。

光绪这份密诏,主要是发给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、谭嗣同这军机四章京的,康有为可能也曾见过这份密诏。后来戊戌六君子被处斩,康有为流亡海外之时,以为这份密诏已经丢失,无人知道真实内容,于是对其内容进行了篡改。

“朕维时局艰危,非变法不能救中国,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,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,而太后不以为然。朕屡次几谏,太后更怒。今朕位几不保,汝可与杨锐、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,设法相救,十分焦灼,不胜企盼之至。特谕。”

在这份诏书里,康有为不但把光绪的主要求助对象从杨锐换成了自己,而且还将光绪对变法之策的询问,变成了走投无路的呼救。这样一来,虽然康有为并不承认有“杀后”计划,但万一事情败露,也给自己铺好了后路。凭着这一说辞,康有为在海外募集了许多华侨捐款,说要杀回瀛台,救出皇上。但他却始终不肯把这份诏书的原件公布出来。

证据二:袁世凯的说法与梁启超的信件

关于维新党人意图谋反的举动,主要是由袁世凯抖出来的。后来,袁世凯也在《申报》上公开了他当年的日记。在这段戊戌日记中,袁世凯记录了在政变前夜,谭嗣同前来邀他共谋大计,劫持慈禧以归政光绪的过程。

“(谭嗣同)出一草稿,如名片式,内开:‘荣某废立弑君,大逆不道,若不速除,上位不能保,即性命亦不能保。……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,派一半围颐和园,一半守宫,人事可定,如不听臣策,即死在上前。’各等语。予闻之魂飞天外,因诘以:‘围颐和园欲何为?’谭云:‘不除此老朽,国不能保。此事在我,公不必问。’”

也正是基于袁世凯的指控,清政府才给维新党定了谋反之罪。对于袁世凯的说辞,康、梁二人均矢口否认。在1908年,康有为给光绪的同父异母弟,摄政王载沣写了一封书信。在书信中,康有为给自己进行了辩白。

“戊戌春夏之交,先帝发愤于中国之极弱,强邻之侵凌,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。其时慈宫意旨所在,虽非外廷所能窥伺,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,而慈孝感召之诚,终未尝因此而稍杀。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,阴行离间,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,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,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,实惟此之故。”

按康有为信中之意,维新党意图谋反,完全是袁世凯生造出来的。他还把光绪皇帝被慈禧囚禁十年的责任,全都推到了袁世凯一人的头上。当时载沣正想借机打击袁世凯,因此康有为的说辞,颇能中其下怀。

但是康有为的说法,却有一个疑点。因为当年谭嗣同想拉袁世凯下水,袁为保命而向太后出卖他们,道理上是说得通的。但若维新党没有谋逆之举,袁世凯却诬告他们谋反,不但对袁自己没什么好处,反而会因此担上巨大的风险。袁世凯乃精明绝顶之辈,断不会为这种有百害而无一利之事,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。

近年来,学者杨天石在《万木草堂遗稿外编》中,发现了当年梁启超寄给康有为的一封书信,对破解上述难题颇为关键。信中说道:

“师所上监国书奉到时。袁贼已败,故措词不能不稍变易,已僭改若干,誊写递去矣。戊戌密谋,鄙意谓必当隐讳,盖投鼠忌器,今两宫皆殂,前事非复嗣统者所忍言。非伤德宗,伤孝钦,为监国计,实无从理此曲直也。故弟子写信入都,皆力辩戊戌绝无阴谋,一切悉由贼虚拟,专归罪于彼一人,则能够开脱孝钦,而事易办,师谓何如?望尔后发论,跟此一线,以免异同,为叩。”

原来康有为前面这封《上摄政王书》,原稿是先寄给了徒弟梁启超,再由梁启超代呈给载沣的。梁启超在信中说,自己对康有为的上书进行了一些修改,而修改的部分,就是当年的“戊戌密谋”。

从梁启超的字面意思理解,应该可以推断,在康有为一开始的上书中,是透露了些许当年维新党谋反的秘密的。但梁启超认为此事若公告天下,舆论将对己不利。于是梁启超对这封上书进行了“僭改”,并要求康有为和他统一口径,咬定“一切悉由贼(袁世凯)虚拟,专归罪于彼一人”,以免两师徒说法不一致,让人给留下了口实。

此封书信本意为掩盖戊戌真相,不料后来未被销毁,反而成了揭露真相的关键证据之一。

证据三:尘封多年的日记浮出水面

在当年的“围园杀后”计划中,谭嗣同对袁世凯说,“我雇有好汉数十人,并电湖南招集多人”。因此,这里面还有一位关键人物,即维新党雇佣而来,组织进行最后“杀后”这一步骤的实施者。他的名字,叫做毕永年。

毕永年是湖南长沙人,在“围园杀后”失败后,他逃到了日本,后来加入了孙中山的兴中会。在上世纪80年代,日本外务省公开了一批档案,其中就有毕永年当年关于这一事件的日记《诡谋直纪》。

在日记中,毕永年记录了行动开始前,康有为与他的秘密对话。一则为:

“或以百人交汝率之,何如?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,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。”

另外一则是梁启超转达康有为的命令:

“顷梁君谓我云,先生(康有为)之意,其奏钢皇上时,只言废之,且俟往颐和园时,执而杀之可也。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?”

若毕永年此日记不是伪造,从公布的资料来看,基本坐实了当年康有为等维新党策划“围园杀后”的阴谋。只是康、梁师徒为了自己政治上的利益,对此三缄其口,一直在竭力掩盖真相。而袁世凯公布的所谓真实记录中,其实也有为自己文过饰非,篡改史实的行为。因此,袁世凯和康有为等人在这段历史上纠缠不清,无非都是为自己一方的利益集团服务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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